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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广告大观（理论版）》年第三期6月号，总第期。
原标题：框架理论视角下西方主流媒体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LDA主题模型分析——以《纽约时报》和《卫报》为例
摘要
新型冠状病*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大流行的公共健康危机，媒体的新闻框架被认为是有意识地建构社会现实和塑造公众认知的行为，其在新闻生产和信息传播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往关于流行病的新闻框架研究主要通过内容分析法进行纵向比较研究，缺少对海量新闻文本数据的分析。本文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采用LDA主题模型分析法对《纽约时报》和《卫报》的新冠疫情新闻报道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揭示了两者在媒体框架选择上的区别，勾勒出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重点，有助于深入理解大众媒体的新闻框架是如何在大流行时期建构公众对流行病及其影响的认知。
关键词：LDA主题模型框架分析计算传播学公共健康文本挖掘
一、引言
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疫情定性为全球性大流行(pandemic)，新冠病*(COVID-19)已在全世界范围内超过个国家和地区扩散。流感是全球最大的公共健康挑战之一，全球每年都会爆发季节性流感(influenza)，大约每年有10亿起流感病例，[1]但是在全球跨国蔓延的、产生巨大冲击的、被世卫组织定性为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简称大流行，pandemic)的流感相对罕见。在流行病爆发期间，媒体在社会中起着传递信息、建构认知、引导舆论、粉碎谣言等多重作用，媒体将一个机械的公共空间融合进了私人领域，媒体的新闻报道正在建构个体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因此研究大流行期间的新闻生产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大众媒体是如何通过新闻框架建构人们对流行病及其影响的认知。以往一些关于流行病的新闻框架研究主要采用纵向比较研究的方式，[2]大多数使用的是内容分析法。而网络时代的新闻文本数量呈现出指数级增长的趋势，仅使用人工编码的方法不足以满足研究者对大批量文本分析的需求。图灵奖得主吉姆.格雷(JimGray)曾提出数据革命将会推动科学研究向“第四范式”(theforthparadigm)转移，即转向数据密集型科学，未来的许多科学方法将主要基于海量的数据收集、管理和分析。[3]随着文本挖掘算法的优化和计算传播学的发展，许多可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文本分析方法也不断涌现，潜在狄利克雷分布法(LatentDirichletAllocation,LDA)就是当前广泛使用的主题模型方法之一。因此，本文尝试基于框架理论视角，对流行病新闻报道进行横向比较，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实现对大批量新冠疫情的新闻内容进行LDA主题模型分析，以填补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缺。
本文以美国的《纽约时报》和英国《卫报》作为西方主流媒体的代表，因为两者都是具有影响力的媒体，常常能为其他新闻媒体设置议程。[4]《纽约时报》是美国严肃刊物的代表，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有相当高的影响力。当纽约时报增加了对某一特定话题的报道时，美国的其他大多数媒体也会随之增加相应的话题与报道。[5]而《卫报》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之一，主要报道国际新闻，被认为是偏向左翼自由民主的媒体.[6]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有三方面，首先，这是一项探索性研究，利用LDA主题模型分析法对《纽约时报》和《卫报》的新冠疫情新闻报道进行横向比较，分析两者在新闻框架选择上的异同，同时简单地勾勒出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重点。其次，文章比较了新冠疫情新闻报道框架与以往的流行病新闻框架的区别和联系。不少学者提出由于当前人文社科运用主题模型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对模型的理论阐释，导致主题模型分析结果只能流于表面。[7]因此，本文的第三个研究贡献是尝试对主题模型结果进行深入探讨并分析模型背后的框架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一）新闻传播领域的框架分析
戈夫曼(Goffman)提出的“框架分析”为理解如何建构社会现实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8]基于对戈夫曼“框架分析”的理解，潘忠*提出“‘架构分析’就是一个关于人们在建构社会现实过程中如何交往的研究领域”。[9]以拟剧论为基础的框架分析指出不同的场景、语境下的框架，会以不同方式进行诠释，以至于“任何一种框架都为我们提供了某种理解、思路或视角，形成了‘诠释的基模’(schemataofinterpretation)”。[10]框架理论起源于社会学，但受到新闻传播学领域学者的青睐，因为它能够较好地解释新闻生产过程。[11]“在传播学研究领域，框架分析被发展成为一种研究新闻文本的方法。”[12]陈阳对现有的传播学视域下的框架分析进行总结，主要分为三大类，分别是新闻生产、媒体内容和媒体传播效果。[13]*旦在《做新闻》的导言中强调，“框架分析”相比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路径更能揭示新闻生产的内在逻辑和本质特征。[14]
新闻框架的选择是有意识地建构社会现实的行为。吉特林认为框架是“选择(selection)、强调(emphasis)和表达(presentation)的原则”，[15]恩特曼(Entman)强调框架包含了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具体而言，就是选择性地呈现所感知到的现实中的某些方面，并使其在语境中凸显，以此来达到基于此框架定义问题、进行因果解释或者道德评价的目的。[16]因而，“媒体并不是像镜子那样被动地反映着客观世界”，媒体的报道具有选择性，常常是强调某一个话题，而对其他话题只字不提。[17]比如《纽约时报》和《卫报》在报道关于隐私问题的新闻时，他们经常会调用偏见框架，有倾向性地选择了负面报道框架来进行新闻叙事。[18]吉特林曾对大众传播的内容生产过程发出诘问，媒体在选择框架时的依据是什么？在框架的选择上是否有模式可循？[19]在结构功能主义看来，框架选择的逻辑是出于社会结构的考量，在稳定的社会结构中有一套人们遵循的社会准则，这些社会准则包含了选择的暗示。“新闻生产本来就没有打算忤逆现有的社会一般价值，相反，是顺从原有的价值观念，并以此为基础设定自己的种种做法。每天所生产出来的新闻，必然是对社会秩序、价值及其现状合法性的再一次确认。”[20]新闻框架是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准则约束下的一种意识表达，即社会结构决定了新闻选择报道什么，反映哪些社会真实等。[21]而塔奇曼(Tuchman)从解释学的视角来解读新闻框架，他认为“新闻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但是，跟任何用以描绘世界的框架一样，新闻这个框架本身也有自己的问题。窗口展示的视野取决于窗口的大小、窗格的多少、窗玻璃的明暗以及窗户朝向是迎着街面还是对着后院。”[22]塔奇曼以窗户作为隐喻来解释新闻是如何在生产过程中受新闻框架的制约来建构社会现实的，他在探讨妇女运动的新闻报道时指出新闻在赋予某一事件意义时，其实是在定义与再定义、建构和再建构社会现象。[23]我们在这里不去深入探讨对新闻框架的解读究竟应该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立场还是解释社会学的立场，我们想要强调的是新闻框架是新闻生产过程中具有结构意义的存在，同时新闻框架试图通过选择性的新闻报道来为大众建构事件的社会意义，由此也可能影响大众诠释被建构出来的社会现实的方式。
因而，新闻不是社会的镜子，媒体框架与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新闻框架一方面通过媒体的叙事话语来建构社会现象和社会意义，另一方面媒体在社会体系中很难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吉特林利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来理解媒体报道框架的变化过程和媒体—运动之间的关系。此外，“加姆森曾经指出了框架概念和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相似之处。这两个概念都